汉代的玉器雕刻多用什么动物

『壹』 汉代青铜器用什么雕刻

用錾子雕刻

『贰』 汉代玉雕兽首杯值多少钱

汉代的玉雕兽首杯，真品行情要超过100000,真品一定要好好保存。

『叁』 汉代的玉雕瓮种是什么

玉翁仲在汉代比较流行，是一种使用配饰，用于辟邪。常为一老者持立状，老者长须大袍，头戴平冠。

『肆』 急！请问汉代的玉佩有没有十二生肖的雕刻

依据生肖外来说的观点，生肖是汉代由中东传入中国，与佛教传入时间差不多，我们从以上文献中已证明早在春秋时期我国便有有关生肖的记载(《日书》、《诗经》)，说明生肖的产生以及生肖与地支的相配是早在汉以前就产生了的，因此可以肯定生肖是产生于我国本土的一种古老文化。那么生肖的由来究竟是怎样的呢?古人为什么选择了这十二种动物呢?这个问题历来受到学者的关注，做出了种种解释。部分学者认为生肖起源于原始时代的动物崇拜，中国科技大学张秉伦先生便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认识自然能力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对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产生一种依赖感(如马、羊、牛、鸡、犬等)，对危害自身安全的动物产生一种恐 惧感(如虎、蛇)，对一些超过人类的动物器官功能产生崇敬感(如狗的嗅觉等)，导致产生对动物的崇拜。十二种生肖动物便是人们在动物崇拜的原始信仰影响下产生的用来纪年、纪月的兽历。原始人的动物崇拜还表现在傩舞等原始舞蹈上，傩大约产生于周代前后，大傩仪式中的主角是方相氏和十二神兽。驱傩舞蹈选中十二兽，是原始人对动物崇敬心理的表现。大傩仪式上选中的十二兽（或十二神）是为照应一年十二个月份，以求月月平安，驱除四方疫鬼，照应十二个方位的。对十二个方位的照应当然牵涉到十二支，于是与十二生肖挂钩，在驱傩仪式中的十二属相被派上逢凶化吉的用场。由此可以看出十二神兽、十二生肖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共同的来源都是原始动物崇拜。民族学家刘尧汉先生认为十二生肖与彝族“十二兽”纪日及“十月历”法有关。居住于四川大凉山地区的彝族，有以十二兽纪日的历法，他们以十二种动物纪日，今日为鼠日，明日为牛日，以此类推三轮为一个月，计三十六天，一个月三十六天，一年便为十个月，这就是后来的“十月历”法。刘尧汉先生认为以十二属相纪日的十月历法产生于夏禹时代，（参见刘尧汉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与原始的图腾崇拜有关，汉族十二生肖是受“十月历法”的影响，彝族十二兽历后来发展为十二生肖。讲生肖的渊源，必然要将生肖与天干地支联系在一起。近代在安阳殷墟出土的我国现存年代最久远的干支表，说明在殷商时代干支纪日已娴熟自如。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干支的功能逐渐多样化，它作为充当时间单位的标号，一方面扩大了，用于纪年；一方面缩小了，用于纪时(一日的十二个时辰)。根据历史记载及研究证明，生肖是继“干支纪年法”创立后才出现的 ，十二种动物是对十二地支的一一对应，以动物作地支标志。哪年出生的人就有哪年的地支所配属的动物，由此以十二种动物用来纪年、纪日和计算每一个人的属相。从中可以看出，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是密不可分的。很久以来有学者发现十二支的古字里隐含着生肖的信息，他们将十二支与十二生肖古字相比较，发现十二支的古字形与十二种动物有一些联系。细致观察可以发现其中确有大同小异之处。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即讲到“巳”字为蛇的象形，同样的还有“亥”、“豕”。近人还考证甲骨文、金文中地支字与生肖字有相近之处，令人猜想，十二支是否就是十二生肖动物的象形字，由于十二支子丑寅卯容易记混，民间便用十二种动物代替，以动物来借代序数符号，与地支相配，成为纪年的符号系统。虽然以上猜想有一定的可信度，但细想一下便可以作出判断，十二支不可能是十二种动物的象形字，因为前面已经讲到十二支在殷商时已娴熟使用，而生肖是春秋时期才产生的，二者是不同源的。倘若在造字之时，地支便与生肖有关的话，生肖岂不是与地支同时产生了吗?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生肖的产生晚于十二地支，但与十二地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生肖是对十二地支的附会，至于选择了十二种动物作为代替十二地支的符号，又源于古人的动物崇拜心理。

『伍』 汉代的玉雕可分为哪四类

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的玉器继承了战国时代玉器的传统，并有所变化和发展。

专汉代用各属种玉料制作的礼器、装饰品和美术品。中国的工艺源远流长，汉代继续有所发展。西汉初年的玉器继承了战国时代的传统，但开始有了变化。西汉中期以后变化更大。

根据器形和用途的不同，汉代玉器可分为4大类：①仪礼上使用的玉器;②葬玉;③玉装饰品;④玉制美术品。商周的6种“瑞玉”，除璧、圭外，都废弃不用;组成“组玉”的各种玉佩，其种类和数量都已减少。葬玉和随身玉制装饰物的种类增多。表面花纹从以抽象主义为主变成以写实主义为主。圆雕、高浮雕、透雕、刻细线的玉器也增多了。这些变化反映了汉代社会的变化以及风俗和思想(尤其是宗教思想)的变化。在中国玉器史上，汉代实是承前启后的一个过渡阶段。

『陆』 战国和汉代的玉器雕刻纹理有什么区别

谷纹在战国玉器上已大量使用。汉代沿用了战国玉器的这——纹饰，使用中又可分内为三种不同的情容况：一，卧蚕类谷纹，战国玉器上的谷纹，谷粒较小，排列紧密，谷粒顶部较尖。汉代谷纹中出现了谷粒较大，排列略松，起凸很浅，谷粒上部较浑圆的装饰方法。二、乳丁类谷纹，为凸起的圆形颗粒。战国玉器上乳丁类谷粒纹使用较少，多见于楚文化玉器，谷粒一般较小。汉乳丁纹玉器较多地出现，一些玉器上使用了大乳丁纹。另外，自秦代玉器上就出现凸起较矮、轮廓模糊的小乳了纹，这类纹饰在一些汉代玉璧、玉璜上经常出现。三、带有阴线钩连的谷纹，汉代玉器上谷纹间的钩连阴线有多种形式，丁字形钩连、折角形钩连是两种最常用的连线方法。

『柒』 汉代雕刻的代表是什么

汉代的雕刻以霍去病墓抄石雕为代表，现存17件，分别为马踏匈奴、跃马、卧马、牯牛、伏虎、野猪、蟾、石鱼、卧象、蛙、怪兽吃羊、猿与熊、石人等。基本是以意选石、因石立意、循石造型，其神态生动异常。另外，洛阳出土的石辟邪，咸阳出土的类似狮虎混合的石兽，四川的陶说书俑，汉中勉县的陶独角兽，甘肃武威出土的青铜奔马，江苏铜山出土的双舞俑等，基本代表了汉代雕刻的风格。

『捌』 汉代的雕刻以霍去病墓石雕为代表，现存有多少件

汉代的雕刻以霍去病墓石雕为代表，现存17件，分别为马踏匈奴、跃马、卧马、牯牛、伏虎、野猪、蟾、石鱼、卧象、蛙、怪兽吃羊、猿与熊、石人等。基本是以意选石、因石立意、循石造型，其神态生动异常。

『玖』 汉代的象牙雕刻是什么样的

汉代的象牙雕刻已成为牙雕主流，其他的兽骨、兽牙雕刻则降为附属。

作品的纹饰回可划分成三类答：一是器面光素无纹的，如牙勺、牙碗等。

二是采用阴纹线刻或浅浮雕的表现手法，运刀柔美流畅，线条细如游丝，动感极强，题材则多取自于现实的生活，即使有神兽形象的出现，也趋于世俗化，不再有神奇诡秘的图案，表现简单明了，且多加菱形边。三是模仿玉器雕刻，常见的有几何纹、圈点纹。圈点纹出自白玉雕中的蒲纹、谷纹，特点是圆圈中心有小点。

汉代牙雕以线刻、浅浮雕为主，但也有个别作品采用深浮雕、镂雕手法，造型别致生动，如《鸡心佩》、《螭心佩》等。《西京杂记》还有汉武帝“以象牙簟赐给李夫人”的记载。

簟就是铺垫用的席子。这种象牙簟，据明人祝京兆《野记》介绍，系用象牙丝编织而成，“凡象牙齿中悉是逐条纵攒于内，用法煮软，牙逐条抽出之，柔韧如线，以织为席”，席面平整光滑，纹理细密均匀，且柔软舒适，收卷自如，是当时的重要贡品。

『拾』 汉代雕塑艺术的特点

汉代雕塑

产品推介：

中国西汉和东汉的雕塑作品，主要包括石刻、玉雕、陶塑、木雕和铸铜等品种。当时，雕塑艺术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表现技巧迅速提高，举凡大型纪念性石刻、园林装饰雕塑、各种明器雕塑及实用装饰雕塑等方面，均有显著发展，留存至今的汉代雕塑遗物极为丰富。
石刻 汉代雕塑艺术的新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大型石刻作品上。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1对大型石刻,是原存陕西省长安县常家庄的牵牛石像和斗门镇内的织女石像，两者东西相隔约3公里。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它们是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在上林苑“发谪吏穿昆明池”时建立的，按左牵牛、右织女的格式，设置在昆明池东西两岸，故而又称汉昆明池石刻。牵牛石像高 258厘米，右手置胸前,左手贴腹，作跽坐状；织女石像高228厘米,作笼袖姿态。这组石刻取材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均用花岗岩雕成，石像形体高大，是中国早期园林装饰雕塑的代表。
牵牛石像
另一组著名的西汉大型石刻，是陕西省兴平县道常村的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墓石刻,系元狩六年少府属官“左司空”署内的石匠所雕造。作者运用循石造型方法,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于一体，使作品兼有写实与写意的风格。现存作品有立马、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石蟾、卧牛、野猪、野人、野人搏熊、母牛舔犊等14件，另有题铭刻石2块。 原先皆散置于墓冢周围，现集中陈列在墓前东西两廊内。立马石刻，亦称马踏匈奴，高168厘米,是群雕中的主体。作者采用寓意手法，以战马将侵扰者踏翻在地的情节，赞颂霍去病反击匈奴侵扰所建树的赫赫战功，是汉代纪念碑雕刻的重要代表性作品。
现存两汉大型石刻，尚有陕西省城固县饶家营汉博望侯张骞墓前的1对石虎（或称石辟邪）,约雕造于西汉元鼎（前116～前111）年间，虽已严重风化，犹存雄健姿态。另有咸阳石桥乡出土的石蹲虎、山西安邑出土的石走虎、青海海宴出土的石虎座等。西汉小型石刻，有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跽坐石俑、西安坝桥及兴平北吴村出土的石虎镇等。
东汉大型石刻，以四川省灌县都江堰出土建宁元年(168)雕刻的李冰石像最为重要,石像高290厘米,形貌雍容大度。属石翁仲性质者，有安帝元初(114～120)年间雕刻的河南登封中岳庙前1对石人，作夹道而立、 拱手拄剑状,用方柱形石材雕成,形貌朴拙。原存山东曲阜张曲村、今存曲阜孔庙的2件石人，高约254厘米，雕造于桓帝时期(147～167)，胸襟前分别有“汉故乐安太守□君亭长”和“府门之卒”篆书刻铭，神态肃穆恭谨。江苏东海昌梨水库 1号墓的妇女抱婴蜀柱、山东安丘董家庄画像石墓的多人物高浮雕蜀柱，其形体虽略小于上述石刻人像，而生动活泼程度过之。
李冰石像
东汉石俑，以河北望都2号墓出土光和五年(182)雕刻的骑马石俑最为出色，通高79厘米，刻画一位买鱼沽酒、骑马而归者怡然自得的神态，马腹与基座之间已作镂空处理，显示圆雕技艺益趋成熟。四川省出土东汉石俑较多,其中，重庆江北区鹅石堡东汉墓出土3件伎乐石俑，姿态或坐或立，以刀法简洁、形象生动见称；峨眉双福乡出土农夫、部曲、伎乐等石俑，以形象丰满、神态淳朴见长；芦山石马坝出土2件镇墓石俑,或持锸执箕，或执斧捉蛇，以形貌狞猛为特色。
东汉石刻艺术的成就还体现在造型劲健的大型动物雕刻上。山东临沂石羊岭出土的1对石羊(故宫博物院)，高95厘米,用矩形石材雕成,胸前分别镌刻“永和五年”(140)、“孝子孙侯”、“孙仲乔所作羊”等隶书刻铭，形象古朴典雅，富有装饰趣味。雕造于桓帝延熹(158～167)年间的汉汝南太守宗资墓石天禄与石辟邪,高约165厘米，虽遭风化剥蚀，仍具挺拔豪迈之气势。河南洛阳孙旗屯出土的石天禄与石辟邪，高109厘米，身长166厘米，躯体矫健，神态威猛，保存状况最佳。此外，陕西咸阳沈家村出土的1对石兽、山东嘉祥武氏祠的1对石狮、四川芦山杨君墓石狮及雅安姚桥高颐墓石辟邪等，均属东汉晚期的优秀石刻。
玉雕 汉代玉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1983年广东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不少高浮雕的西汉前期玉雕精品，如玉剑具上雕饰的龙虎纹，通过高低起伏、回环□侧的形式处理，产生忽隐忽现、变幻无穷的艺术效果。透雕双龙凤纹玉环，虚实相生，繁而不乱。风格与此相近者，有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圆雕玉人与浮雕玉剑具、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的透雕玉舞人与螭虎纹玉佩等。
西汉后期的玉雕作品，首推陕西咸阳北郊汉元帝渭陵附近出土的圆雕玉奔马,质料晶莹润泽,雕琢精美，此作品包含仙人盗药、天马行空的情节构思，寄寓着西汉贵族祈求长生、幻想升仙的思想。该处还出土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小型圆雕作品，造型浑厚古朴。传世的西汉玉雕如藏于美国萨克勒氏手中的灰绿玉辟邪，亦呈昂首奋进状，背上踞坐羽人，艺术构思和咸阳出土玉奔马相仿。
东汉玉雕，有河北定县北陵43号墓出土透雕加线刻的西王母玉座屏、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圆雕玉辟邪等。
陶塑 汉承秦制，西汉前期，某些军功显赫的将领及受封的诸侯王，也使用陶塑兵马俑随葬，以炫耀其生前地位及权力;其大宗者,现已发现3批:①1965年秋出土于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的11个从葬坑中,计有骑兵俑500多件，步兵俑1800多件。墓主人可能是文、景时期某位高级将领。骑兵俑高50～68厘米左右，步兵俑高约44～48厘米，多数敷彩，制作精美，神态威武（见杨家湾陶俑）。②出自咸阳东郊狼家沟汉惠帝安陵第11号陪葬墓的从葬沟中。已清理出陶俑84件，多为步兵俑和射击俑。其中作举臂投射状的射击俑，姿态极生动。③1984年冬在江苏徐州狮子山麓发现2个从葬坑,出土数以千计的陶塑兵马俑，皆作四路纵队排列,面朝西方,气势森严。主墓尚未发现，推测墓主人是西汉前期封在徐州(彭城)的某位楚王。
西汉侍女俑，在陕西西安姜村、临潼均有出土，具有体态端庄、形象俊美的特点。西安白家口和江苏铜山出土的西汉舞女俑，长袖飘拂，舞步轻盈。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乐舞杂伎陶俑盘，注重人物不同身份体态的刻画，场面欢快热烈，整体效果颇佳（见无影山陶塑）。
陶塑骑兵俑
东汉陶塑品种增多。反映农业生产的作品，有广东佛山出土的插秧运肥陶水田模型、四川宜宾出土持锸执箕俑等；反映庄园经济及阶级关系的，如河南陕县及淅川出土由部曲家兵守卫的陶水榭、四川新津出土佩刀执锸的部曲俑；刻画农妇繁重劳作的，有四川新津出土的背儿捧箕俑、彭山出土的哺婴俑、新都出土的持镜执鞋俑、河北内丘出土的抱婴举灯俑等;反映家内劳作的,有山东高唐、河北石家庄及四川重庆出土的庖厨俑、河北内丘出土的舂米俑；反映医疗卫生的，有河南南阳出土的针灸陶人；反映娱乐生活的，有河南洛阳出土的各种乐舞杂伎俑、灵宝张湾出土的绿釉六博俑、四川资阳出土的吹笙俑、成都天回山出土伴唱俑与坐式说唱俑、郫县宋家林出土的立式说唱俑等。后者高66.5厘米，作者运用准确洗练的艺术手法，将说唱艺人滑稽幽默、自我陶醉的神态，刻画得维妙维肖。
东汉动物陶塑，形象十分生动。如河南辉县百泉出土的陶子母羊与陶狗、河北沧州出土的绿釉陶猪、四川成都、彭山及乐山等地出土的大陶马等。
木雕 汉代木雕继承了楚、秦艺术传统。遗留至今者多属圆雕的偶人车马，木版浮雕仅在江苏盱眙东阳及邗江胡场西汉墓中有少量发现。
西汉前期的木俑，以云梦大坟头、长沙马王堆、江陵凤凰山出土者为代表。云梦大坟头1号墓出土木俑,轮廓鲜明，脸面保留着刻削的棱线，尚存战国木雕之古朴遗风。马王堆汉墓出土木俑，分着衣和彩绘两大类，头像雕刻精致,较战国木俑更为写实传神。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出土的车仗奴婢木俑群，包括持戟谒者俑、伫立侍女俑、荷锄农奴俑、执斧工奴俑、驾车木马及木轺车等24件，生活气息很浓，人物身材颀长，躯体轮廓极富曲线变化，衣纹质感很强，彩绘服饰鲜丽。
彩绘木俑
西汉后期木俑，以江苏连云港云台高高顶、高邮县天山、盱眙县东阳、仪征县烟袋山、邗江县胡场、湖南长沙杨家湾刘骄墓出土者为代表。其中，连云港出土高51厘米的抄手侍俑，体态丰盈，亭亭玉立；持盾木俑表情庄重，刀法明快。仪征与邗江出土的跽坐说唱木俑或伎乐木俑,手势生动,五官清晰，表情幽默，标志着西汉后期木雕艺术有了长足进步。广东广州皇帝岗出土西汉晚期木船模型，附有5名作片状造型的举桨划船木俑,侧面姿态颇生动。
东汉木雕在河西走廊出土较多，著名的如武威东汉墓出土的木雕舞俑与侍俑、木雕镇墓独角兽、木狗、木猴、木牛、木马、木鸡、木鹅等，刀法明快、造型简洁（见武威汉墓木雕）。
青铜雕塑 汉代青铜雕塑以善于刻画特定人物的表情动态见称。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两广地区西汉初期墓出土的几组铜俑。广西贵县风流岭31号墓出土的 1件身着盔甲的跽坐铜俑,高39厘米；伴出1匹青铜马,高约115厘米，姿态雄健威武，是继秦代铜车马之后，西汉前期的大型青铜雕塑杰作。广西西林县普驮粮站铜鼓墓，出土1件青铜骑马俑和一组青铜4人六博俑，造型亦甚生动，六博俑外形洗练，着重刻画因胜负而引起的得意或沮丧神态。广州动物园汉初辛偃墓出土2件鎏金侍女俑,出色地刻画了地位卑微而善良聪慧的侍女形象。
西汉中、后期，铜俑种类增加，优秀遗例如陕西西安玉丰村出土的铜羽人，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说唱俑，以及甘肃灵台、西安东郊、四川资阳等地出土的铜六博俑。其中，铜羽人长脸尖鼻、颧骨隆起，大耳过顶、肩臂生翼,作举手微笑状,反映了当时封建贵族祈求“羽化登仙”的社会风尚。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说唱俑，形貌服饰似胡人，满脸堆笑,逗人开怀。灵台出土的4人六博铜俑，表情亦极生动。此外，陕西兴平茂陵东侧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铜马,高62厘米,长76厘米，筋骨劲健，金光熠熠，显示了西汉后期雕塑与冶铸的卓越技艺。
铜羽人
东汉青铜雕塑，有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青铜车马仪仗俑群、湖南衡阳道子坪出土铜牵马俑、贵州清平坝出土的青铜车马、河北徐水防陵出土的2匹青铜大马(高约116厘米)、河南偃师李家村出土的鎏金铜奔羊、小铜牛和小铜马等。造型格外精美、构思特别奇巧的是武威雷台的铜奔马，亦称马踏飞燕，通高34.5厘米，作者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设计一匹飞驰电掣的骏马,三足腾空，一足踩在展翅疾飞的鸟背上，侧视的基本轮廓呈倒三角形，具有强烈的运动感，被誉为汉代青铜雕塑的奇葩。
汉代青铜装饰雕塑的艺术成就亦颇足称道。据《西京杂记》记载,长安巧匠丁缓,善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以奇禽异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炉盖为重峦叠嶂，山峦间缀以猎人和奔兽，雕饰华丽,铸工精致,可与之相互印证。造型别致的青铜灯具，也是汉代封建贵族钟爱的室内装饰雕塑品。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一批龙形、朱雀形、兽面形铜支灯，在烛光映照下，格外神秘威严。河北满城窦绾墓出土的鎏金长信宫灯，跪地捧灯的宫女，形貌文静端庄，设计精巧,具有除烛烟的构造(见彩图长信宫灯(西汉) 河北满城出土)。山西平朔安太堡汉墓出土的铜雁鱼灯，江苏睢宁及邗江东汉墓出土的铜牛灯，均有同样构造，造型简洁优美，都是汉代工艺雕塑精品。
从西汉时代起，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各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密切,边境各族的雕塑艺术有了显著进步。最具民族特色的作品，是北方的匈奴族和鲜卑族创作的动物纹铜带饰，南方的百越和滇族创作的人物与动物纹铜扣饰。
西汉时期匈奴族创造的长方形透雕铜带饰，通常以充满草原生活情趣的动物咬斗纹作装饰题材，构图讲究左右对称。如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匈奴墓出土的双马相斗纹、猛虎噬鹿纹铜带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采集的双牛纹、双驼纹、骑士捉俘纹铜带饰,陕西长安客省庄140号墓出土的双人角斗纹铜带饰等。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和吉林榆树县出土的浮雕飞马纹鎏金铜带饰，乃是东汉初期鲜卑族的遗物。
汉初居住在岭南地区的民族，通称百越。广西西林普驮发现的汉初铜鼓墓,出土5件浮雕山羊纹鎏金铜饰牌，山羊造型矫健,作登高顾盼状,可能是西瓯越（骆越）的饰物。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大量具有滇族艺术特色的青铜雕塑作品。在一件表现祭祀场面的铜贮贝器上，铸造了 127个人物形象。这里出土的骑士猎鹿纹、双人盘舞纹、押送战俘纹、二虎搏猪纹、猛虎扑鹿纹等透雕铜扣饰，则以形象生动、情节惊险而著称，显示了滇族匠师非凡的艺术才能。
二虎搏猪纹透雕铜扣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