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的玉器雕刻多用什麼動物

『壹』 漢代青銅器用什麼雕刻

用鏨子雕刻

『貳』 漢代玉雕獸首杯值多少錢

漢代的玉雕獸首杯，真品行情要超過100000,真品一定要好好保存。

『叄』 漢代的玉雕瓮種是什麼

玉翁仲在漢代比較流行，是一種使用配飾，用於辟邪。常為一老者持立狀，老者長須大袍，頭戴平冠。

『肆』 急！請問漢代的玉佩有沒有十二生肖的雕刻

依據生肖外來說的觀點，生肖是漢代由中東傳入中國，與佛教傳入時間差不多，我們從以上文獻中已證明早在春秋時期我國便有有關生肖的記載(《日書》、《詩經》)，說明生肖的產生以及生肖與地支的相配是早在漢以前就產生了的，因此可以肯定生肖是產生於我國本土的一種古老文化。那麼生肖的由來究竟是怎樣的呢?古人為什麼選擇了這十二種動物呢?這個問題歷來受到學者的關注，做出了種種解釋。部分學者認為生肖起源於原始時代的動物崇拜，中國科技大學張秉倫先生便持這一觀點。他認為在原始社會生產力低下、認識自然能力極其有限的情況下，對與自己生活息息相關的動物產生一種依賴感(如馬、羊、牛、雞、犬等)，對危害自身安全的動物產生一種恐 懼感(如虎、蛇)，對一些超過人類的動物器官功能產生崇敬感(如狗的嗅覺等)，導致產生對動物的崇拜。十二種生肖動物便是人們在動物崇拜的原始信仰影響下產生的用來紀年、紀月的獸歷。原始人的動物崇拜還表現在儺舞等原始舞蹈上，儺大約產生於周代前後，大儺儀式中的主角是方相氏和十二神獸。驅儺舞蹈選中十二獸，是原始人對動物崇敬心理的表現。大儺儀式上選中的十二獸（或十二神）是為照應一年十二個月份，以求月月平安，驅除四方疫鬼，照應十二個方位的。對十二個方位的照應當然牽涉到十二支，於是與十二生肖掛鉤，在驅儺儀式中的十二屬相被派上逢凶化吉的用場。由此可以看出十二神獸、十二生肖是一脈相承的，他們共同的來源都是原始動物崇拜。民族學家劉堯漢先生認為十二生肖與彝族「十二獸」紀日及「十月歷」法有關。居住於四川大涼山地區的彝族，有以十二獸紀日的歷法，他們以十二種動物紀日，今日為鼠日，明日為牛日，以此類推三輪為一個月，計三十六天，一個月三十六天，一年便為十個月，這就是後來的「十月歷」法。劉堯漢先生認為以十二屬相紀日的十月歷法產生於夏禹時代，（參見劉堯漢著《彝族社會歷史調查研究文集》）與原始的圖騰崇拜有關，漢族十二生肖是受「十月歷法」的影響，彝族十二獸歷後來發展為十二生肖。講生肖的淵源，必然要將生肖與天乾地支聯系在一起。近代在安陽殷墟出土的我國現存年代最久遠的干支表，說明在殷商時代干支紀日已嫻熟自如。之後隨著時間的推移干支的功能逐漸多樣化，它作為充當時間單位的標號，一方面擴大了，用於紀年；一方面縮小了，用於紀時(一日的十二個時辰)。根據歷史記載及研究證明，生肖是繼「干支紀年法」創立後才出現的 ，十二種動物是對十二地支的一一對應，以動物作地支標志。哪年出生的人就有哪年的地支所配屬的動物，由此以十二種動物用來紀年、紀日和計算每一個人的屬相。從中可以看出，十二生肖與十二地支是密不可分的。很久以來有學者發現十二支的古字里隱含著生肖的信息，他們將十二支與十二生肖古字相比較，發現十二支的古字形與十二種動物有一些聯系。細致觀察可以發現其中確有大同小異之處。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即講到「巳」字為蛇的象形，同樣的還有「亥」、「豕」。近人還考證甲骨文、金文中地支字與生肖字有相近之處，令人猜想，十二支是否就是十二生肖動物的象形字，由於十二支子丑寅卯容易記混，民間便用十二種動物代替，以動物來借代序數符號，與地支相配，成為紀年的符號系統。雖然以上猜想有一定的可信度，但細想一下便可以作出判斷，十二支不可能是十二種動物的象形字，因為前面已經講到十二支在殷商時已嫻熟使用，而生肖是春秋時期才產生的，二者是不同源的。倘若在造字之時，地支便與生肖有關的話，生肖豈不是與地支同時產生了嗎?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生肖的產生晚於十二地支，但與十二地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生肖是對十二地支的附會，至於選擇了十二種動物作為代替十二地支的符號，又源於古人的動物崇拜心理。

『伍』 漢代的玉雕可分為哪四類

漢代(公元前206～公元220)的玉器繼承了戰國時代玉器的傳統，並有所變化和發展。

專漢代用各屬種玉料製作的禮器、裝飾品和美術品。中國的工藝源遠流長，漢代繼續有所發展。西漢初年的玉器繼承了戰國時代的傳統，但開始有了變化。西漢中期以後變化更大。

根據器形和用途的不同，漢代玉器可分為4大類：①儀禮上使用的玉器;②葬玉;③玉裝飾品;④玉制美術品。商周的6種「瑞玉」，除璧、圭外，都廢棄不用;組成「組玉」的各種玉佩，其種類和數量都已減少。葬玉和隨身玉制裝飾物的種類增多。表面花紋從以抽象主義為主變成以寫實主義為主。圓雕、高浮雕、透雕、刻細線的玉器也增多了。這些變化反映了漢代社會的變化以及風俗和思想(尤其是宗教思想)的變化。在中國玉器史上，漢代實是承前啟後的一個過渡階段。

『陸』 戰國和漢代的玉器雕刻紋理有什麼區別

谷紋在戰國玉器上已大量使用。漢代沿用了戰國玉器的這——紋飾，使用中又可分內為三種不同的情容況：一，卧蠶類谷紋，戰國玉器上的谷紋，穀粒較小，排列緊密，穀粒頂部較尖。漢代谷紋中出現了穀粒較大，排列略松，起凸很淺，穀粒上部較渾圓的裝飾方法。二、乳丁類谷紋，為凸起的圓形顆粒。戰國玉器上乳丁類穀粒紋使用較少，多見於楚文化玉器，穀粒一般較小。漢乳丁紋玉器較多地出現，一些玉器上使用了大乳丁紋。另外，自秦代玉器上就出現凸起較矮、輪廓模糊的小乳了紋，這類紋飾在一些漢代玉璧、玉璜上經常出現。三、帶有陰線鉤連的谷紋，漢代玉器上谷紋間的鉤連陰線有多種形式，丁字形鉤連、折角形鉤連是兩種最常用的連線方法。

『柒』 漢代雕刻的代表是什麼

漢代的雕刻以霍去病墓抄石雕為代表，現存17件，分別為馬踏匈奴、躍馬、卧馬、牯牛、伏虎、野豬、蟾、石魚、卧象、蛙、怪獸吃羊、猿與熊、石人等。基本是以意選石、因石立意、循石造型，其神態生動異常。另外，洛陽出土的石辟邪，咸陽出土的類似獅虎混合的石獸，四川的陶說書俑，漢中勉縣的陶獨角獸，甘肅武威出土的青銅奔馬，江蘇銅山出土的雙舞俑等，基本代表了漢代雕刻的風格。

『捌』 漢代的雕刻以霍去病墓石雕為代表，現存有多少件

漢代的雕刻以霍去病墓石雕為代表，現存17件，分別為馬踏匈奴、躍馬、卧馬、牯牛、伏虎、野豬、蟾、石魚、卧象、蛙、怪獸吃羊、猿與熊、石人等。基本是以意選石、因石立意、循石造型，其神態生動異常。

『玖』 漢代的象牙雕刻是什麼樣的

漢代的象牙雕刻已成為牙雕主流，其他的獸骨、獸牙雕刻則降為附屬。

作品的紋飾回可劃分成三類答：一是器面光素無紋的，如牙勺、牙碗等。

二是採用陰紋線刻或淺浮雕的表現手法，運刀柔美流暢，線條細如游絲，動感極強，題材則多取自於現實的生活，即使有神獸形象的出現，也趨於世俗化，不再有神奇詭秘的圖案，表現簡單明了，且多加菱形邊。三是模仿玉器雕刻，常見的有幾何紋、圈點紋。圈點紋出自白玉雕中的蒲紋、谷紋，特點是圓圈中心有小點。

漢代牙雕以線刻、淺浮雕為主，但也有個別作品採用深浮雕、鏤雕手法，造型別致生動，如《雞心佩》、《螭心佩》等。《西京雜記》還有漢武帝「以象牙簟賜給李夫人」的記載。

簟就是鋪墊用的席子。這種象牙簟，據明人祝京兆《野記》介紹，系用象牙絲編織而成，「凡象牙齒中悉是逐條縱攢於內，用法煮軟，牙逐條抽出之，柔韌如線，以織為席」，席面平整光滑，紋理細密均勻，且柔軟舒適，收卷自如，是當時的重要貢品。

『拾』 漢代雕塑藝術的特點

漢代雕塑

產品推介：

中國西漢和東漢的雕塑作品，主要包括石刻、玉雕、陶塑、木雕和鑄銅等品種。當時，雕塑藝術應用范圍非常廣泛，表現技巧迅速提高，舉凡大型紀念性石刻、園林裝飾雕塑、各種明器雕塑及實用裝飾雕塑等方面，均有顯著發展，留存至今的漢代雕塑遺物極為豐富。
石刻 漢代雕塑藝術的新成就，突出地表現在大型石刻作品上。中國現存年代最早的1對大型石刻,是原存陝西省長安縣常家莊的牽牛石像和斗門鎮內的織女石像，兩者東西相隔約3公里。據《漢書·武帝紀》記載,它們是漢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在上林苑「發謫吏穿昆明池」時建立的，按左牽牛、右織女的格式，設置在昆明池東西兩岸，故而又稱漢昆明池石刻。牽牛石像高 258厘米，右手置胸前,左手貼腹，作跽坐狀；織女石像高228厘米,作籠袖姿態。這組石刻取材於牛郎織女神話故事，均用花崗岩雕成，石像形體高大，是中國早期園林裝飾雕塑的代表。
牽牛石像
另一組著名的西漢大型石刻，是陝西省興平縣道常村的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墓石刻,系元狩六年少府屬官「左司空」署內的石匠所雕造。作者運用循石造型方法,將圓雕、浮雕、線刻等技法融於一體，使作品兼有寫實與寫意的風格。現存作品有立馬、卧馬、躍馬、卧虎、卧象、石蛙、石魚、石蟾、卧牛、野豬、野人、野人搏熊、母牛舔犢等14件，另有題銘刻石2塊。 原先皆散置於墓冢周圍，現集中陳列在墓前東西兩廊內。立馬石刻，亦稱馬踏匈奴，高168厘米,是群雕中的主體。作者採用寓意手法，以戰馬將侵擾者踏翻在地的情節，贊頌霍去病反擊匈奴侵擾所建樹的赫赫戰功，是漢代紀念碑雕刻的重要代表性作品。
現存兩漢大型石刻，尚有陝西省城固縣饒家營漢博望侯張騫墓前的1對石虎（或稱石辟邪）,約雕造於西漢元鼎（前116～前111）年間，雖已嚴重風化，猶存雄健姿態。另有咸陽石橋鄉出土的石蹲虎、山西安邑出土的石走虎、青海海宴出土的石虎座等。西漢小型石刻，有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的跽坐石俑、西安壩橋及興平北吳村出土的石虎鎮等。
東漢大型石刻，以四川省灌縣都江堰出土建寧元年(168)雕刻的李冰石像最為重要,石像高290厘米,形貌雍容大度。屬石翁仲性質者，有安帝元初(114～120)年間雕刻的河南登封中嶽廟前1對石人，作夾道而立、 拱手拄劍狀,用方柱形石材雕成,形貌樸拙。原存山東曲阜張曲村、今存曲阜孔廟的2件石人，高約254厘米，雕造於桓帝時期(147～167)，胸襟前分別有「漢故樂安太守□君亭長」和「府門之卒」篆書刻銘，神態肅穆恭謹。江蘇東海昌梨水庫 1號墓的婦女抱嬰蜀柱、山東安丘董家莊畫像石墓的多人物高浮雕蜀柱，其形體雖略小於上述石刻人像，而生動活潑程度過之。
李冰石像
東漢石俑，以河北望都2號墓出土光和五年(182)雕刻的騎馬石俑最為出色，通高79厘米，刻畫一位買魚沽酒、騎馬而歸者怡然自得的神態，馬腹與基座之間已作鏤空處理，顯示圓雕技藝益趨成熟。四川省出土東漢石俑較多,其中，重慶江北區鵝石堡東漢墓出土3件伎樂石俑，姿態或坐或立，以刀法簡潔、形象生動見稱；峨眉雙福鄉出土農夫、部曲、伎樂等石俑，以形象豐滿、神態淳樸見長；蘆山石馬壩出土2件鎮墓石俑,或持鍤執箕，或執斧捉蛇，以形貌獰猛為特色。
東漢石刻藝術的成就還體現在造型勁健的大型動物雕刻上。山東臨沂石羊嶺出土的1對石羊(故宮博物院)，高95厘米,用矩形石材雕成,胸前分別鐫刻「永和五年」(140)、「孝子孫侯」、「孫仲喬所作羊」等隸書刻銘，形象古樸典雅，富有裝飾趣味。雕造於桓帝延熹(158～167)年間的漢汝南太守宗資墓石天祿與石辟邪,高約165厘米，雖遭風化剝蝕，仍具挺拔豪邁之氣勢。河南洛陽孫旗屯出土的石天祿與石辟邪，高109厘米，身長166厘米，軀體矯健，神態威猛，保存狀況最佳。此外，陝西咸陽沈家村出土的1對石獸、山東嘉祥武氏祠的1對石獅、四川蘆山楊君墓石獅及雅安姚橋高頤墓石辟邪等，均屬東漢晚期的優秀石刻。
玉雕 漢代玉雕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1983年廣東廣州象崗山南越王墓出土不少高浮雕的西漢前期玉雕精品，如玉劍具上雕飾的龍虎紋，通過高低起伏、回環□側的形式處理，產生忽隱忽現、變幻無窮的藝術效果。透雕雙龍鳳紋玉環，虛實相生，繁而不亂。風格與此相近者，有河北滿城劉勝墓出土的圓雕玉人與浮雕玉劍具、北京大葆台西漢墓出土的透雕玉舞人與螭虎紋玉佩等。
西漢後期的玉雕作品，首推陝西咸陽北郊漢元帝渭陵附近出土的圓雕玉奔馬,質料晶瑩潤澤,雕琢精美，此作品包含仙人盜葯、天馬行空的情節構思，寄寓著西漢貴族祈求長生、幻想升仙的思想。該處還出土玉熊、玉鷹、玉辟邪等小型圓雕作品，造型渾厚古樸。傳世的西漢玉雕如藏於美國薩克勒氏手中的灰綠玉辟邪，亦呈昂首奮進狀，背上踞坐羽人，藝術構思和咸陽出土玉奔馬相仿。
東漢玉雕，有河北定縣北陵43號墓出土透雕加線刻的西王母玉座屏、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圓雕玉辟邪等。
陶塑 漢承秦制，西漢前期，某些軍功顯赫的將領及受封的諸侯王，也使用陶塑兵馬俑隨葬，以炫耀其生前地位及權力;其大宗者,現已發現3批:①1965年秋出土於陝西咸陽楊家灣漢墓的11個從葬坑中,計有騎兵俑500多件，步兵俑1800多件。墓主人可能是文、景時期某位高級將領。騎兵俑高50～68厘米左右，步兵俑高約44～48厘米，多數敷彩，製作精美，神態威武（見楊家灣陶俑）。②出自咸陽東郊狼家溝漢惠帝安陵第11號陪葬墓的從葬溝中。已清理出陶俑84件，多為步兵俑和射擊俑。其中作舉臂投射狀的射擊俑，姿態極生動。③1984年冬在江蘇徐州獅子山麓發現2個從葬坑,出土數以千計的陶塑兵馬俑，皆作四路縱隊排列,面朝西方,氣勢森嚴。主墓尚未發現，推測墓主人是西漢前期封在徐州(彭城)的某位楚王。
西漢侍女俑，在陝西西安姜村、臨潼均有出土，具有體態端莊、形象俊美的特點。西安白家口和江蘇銅山出土的西漢舞女俑，長袖飄拂，舞步輕盈。山東濟南無影山出土樂舞雜伎陶俑盤，注重人物不同身份體態的刻畫，場面歡快熱烈，整體效果頗佳（見無影山陶塑）。
陶塑騎兵俑
東漢陶塑品種增多。反映農業生產的作品，有廣東佛山出土的插秧運肥陶水田模型、四川宜賓出土持鍤執箕俑等；反映庄園經濟及階級關系的，如河南陝縣及淅川出土由部曲家兵守衛的陶水榭、四川新津出土佩刀執鍤的部曲俑；刻畫農婦繁重勞作的，有四川新津出土的背兒捧箕俑、彭山出土的哺嬰俑、新都出土的持鏡執鞋俑、河北內丘出土的抱嬰舉燈俑等;反映家內勞作的,有山東高唐、河北石家莊及四川重慶出土的庖廚俑、河北內丘出土的舂米俑；反映醫療衛生的，有河南南陽出土的針灸陶人；反映娛樂生活的，有河南洛陽出土的各種樂舞雜伎俑、靈寶張灣出土的綠釉六博俑、四川資陽出土的吹笙俑、成都天回山出土伴唱俑與坐式說唱俑、郫縣宋家林出土的立式說唱俑等。後者高66.5厘米，作者運用准確洗練的藝術手法，將說唱藝人滑稽幽默、自我陶醉的神態，刻畫得維妙維肖。
東漢動物陶塑，形象十分生動。如河南輝縣百泉出土的陶子母羊與陶狗、河北滄州出土的綠釉陶豬、四川成都、彭山及樂山等地出土的大陶馬等。
木雕 漢代木雕繼承了楚、秦藝術傳統。遺留至今者多屬圓雕的偶人車馬，木版浮雕僅在江蘇盱眙東陽及邗江胡場西漢墓中有少量發現。
西漢前期的木俑，以雲夢大墳頭、長沙馬王堆、江陵鳳凰山出土者為代表。雲夢大墳頭1號墓出土木俑,輪廓鮮明，臉面保留著刻削的棱線，尚存戰國木雕之古樸遺風。馬王堆漢墓出土木俑，分著衣和彩繪兩大類，頭像雕刻精緻,較戰國木俑更為寫實傳神。江陵鳳凰山167號漢墓出土的車仗奴婢木俑群，包括持戟謁者俑、佇立侍女俑、荷鋤農奴俑、執斧工奴俑、駕車木馬及木軺車等24件，生活氣息很濃，人物身材頎長，軀體輪廓極富曲線變化，衣紋質感很強，彩繪服飾鮮麗。
彩繪木俑
西漢後期木俑，以江蘇連雲港雲台高高頂、高郵縣天山、盱眙縣東陽、儀征縣煙袋山、邗江縣胡場、湖南長沙楊家灣劉驕墓出土者為代表。其中，連雲港出土高51厘米的抄手侍俑，體態豐盈，亭亭玉立；持盾木俑表情莊重，刀法明快。儀征與邗江出土的跽坐說唱木俑或伎樂木俑,手勢生動,五官清晰，表情幽默，標志著西漢後期木雕藝術有了長足進步。廣東廣州皇帝崗出土西漢晚期木船模型，附有5名作片狀造型的舉槳劃船木俑,側面姿態頗生動。
東漢木雕在河西走廊出土較多，著名的如武威東漢墓出土的木雕舞俑與侍俑、木雕鎮墓獨角獸、木狗、木猴、木牛、木馬、木雞、木鵝等，刀法明快、造型簡潔（見武威漢墓木雕）。
青銅雕塑 漢代青銅雕塑以善於刻畫特定人物的表情動態見稱。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兩廣地區西漢初期墓出土的幾組銅俑。廣西貴縣風流嶺31號墓出土的 1件身著盔甲的跽坐銅俑,高39厘米；伴出1匹青銅馬,高約115厘米，姿態雄健威武，是繼秦代銅車馬之後，西漢前期的大型青銅雕塑傑作。廣西西林縣普馱糧站銅鼓墓，出土1件青銅騎馬俑和一組青銅4人六博俑，造型亦甚生動，六博俑外形洗練，著重刻畫因勝負而引起的得意或沮喪神態。廣州動物園漢初辛偃墓出土2件鎏金侍女俑,出色地刻畫了地位卑微而善良聰慧的侍女形象。
西漢中、後期，銅俑種類增加，優秀遺例如陝西西安玉豐村出土的銅羽人，河北滿城劉勝墓出土的銅說唱俑，以及甘肅靈台、西安東郊、四川資陽等地出土的銅六博俑。其中，銅羽人長臉尖鼻、顴骨隆起，大耳過頂、肩臂生翼,作舉手微笑狀,反映了當時封建貴族祈求「羽化登仙」的社會風尚。滿城劉勝墓出土的銅說唱俑，形貌服飾似胡人，滿臉堆笑,逗人開懷。靈台出土的4人六博銅俑，表情亦極生動。此外，陝西興平茂陵東側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銅馬,高62厘米,長76厘米，筋骨勁健，金光熠熠，顯示了西漢後期雕塑與冶鑄的卓越技藝。
銅羽人
東漢青銅雕塑，有甘肅武威雷台出土的青銅車馬儀仗俑群、湖南衡陽道子坪出土銅牽馬俑、貴州清平壩出土的青銅車馬、河北徐水防陵出土的2匹青銅大馬(高約116厘米)、河南偃師李家村出土的鎏金銅奔羊、小銅牛和小銅馬等。造型格外精美、構思特別奇巧的是武威雷台的銅奔馬，亦稱馬踏飛燕，通高34.5厘米，作者運用浪漫主義手法,設計一匹飛馳電掣的駿馬,三足騰空，一足踩在展翅疾飛的鳥背上，側視的基本輪廓呈倒三角形，具有強烈的運動感，被譽為漢代青銅雕塑的奇葩。
漢代青銅裝飾雕塑的藝術成就亦頗足稱道。據《西京雜記》記載,長安巧匠丁緩,善作九層博山香爐，鏤以奇禽異獸，「窮諸靈異，皆自然運動」。河北滿城劉勝墓出土的錯金博山爐，爐蓋為重巒疊嶂，山巒間綴以獵人和奔獸，雕飾華麗,鑄工精緻,可與之相互印證。造型別致的青銅燈具，也是漢代封建貴族鍾愛的室內裝飾雕塑品。廣州象崗山南越王墓出土一批龍形、朱雀形、獸面形銅支燈，在燭光映照下，格外神秘威嚴。河北滿城竇綰墓出土的鎏金長信宮燈，跪地捧燈的宮女，形貌文靜端莊，設計精巧,具有除燭煙的構造(見彩圖長信宮燈(西漢) 河北滿城出土)。山西平朔安太堡漢墓出土的銅雁魚燈，江蘇睢寧及邗江東漢墓出土的銅牛燈，均有同樣構造，造型簡潔優美，都是漢代工藝雕塑精品。
從西漢時代起，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統一國家得到進一步鞏固與發展,各族之間的交往更加頻繁密切,邊境各族的雕塑藝術有了顯著進步。最具民族特色的作品，是北方的匈奴族和鮮卑族創作的動物紋銅帶飾，南方的百越和滇族創作的人物與動物紋銅扣飾。
西漢時期匈奴族創造的長方形透雕銅帶飾，通常以充滿草原生活情趣的動物咬斗紋作裝飾題材，構圖講究左右對稱。如寧夏同心縣倒墩子匈奴墓出土的雙馬相鬥紋、猛虎噬鹿紋銅帶飾，在內蒙古鄂爾多斯採集的雙牛紋、雙駝紋、騎士捉俘紋銅帶飾,陝西長安客省庄140號墓出土的雙人角斗紋銅帶飾等。內蒙古呼倫貝爾盟和吉林榆樹縣出土的浮雕飛馬紋鎏金銅帶飾，乃是東漢初期鮮卑族的遺物。
漢初居住在嶺南地區的民族，通稱百越。廣西西林普馱發現的漢初銅鼓墓,出土5件浮雕山羊紋鎏金銅飾牌，山羊造型矯健,作登高顧盼狀,可能是西甌越（駱越）的飾物。
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出土大量具有滇族藝術特色的青銅雕塑作品。在一件表現祭祀場面的銅貯貝器上，鑄造了 127個人物形象。這里出土的騎士獵鹿紋、雙人盤舞紋、押送戰俘紋、二虎搏豬紋、猛虎撲鹿紋等透雕銅扣飾，則以形象生動、情節驚險而著稱，顯示了滇族匠師非凡的藝術才能。
二虎搏豬紋透雕銅扣飾